宗教、科學、文化反思錄

資料來源：探索與爭鳴

作者：胡孚琛

時間：2009-06-30

　　本文對宗教、科學的本質及其相互關係在文化的層次上進行了深刻的思考。透視了各種文化中隱含的“元宗教精神”，指出對無限本體的信仰是宗教的本質，而一切有限之物僅能作為理性思維和學術研究的物件。將有限之物作為非理性的信仰對象，會導致社會躁動和現代迷信。 

一

什麼是文化？從本質上說，人類雖是自然的產物，但文化卻是人類創造的一種與自然相對的非自然體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類超脫動物性的一切活動的產品。文化發展的動因來源於人類的精神，文化產品乃是人類心靈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本身就是文化的動物，文化是人類的創造物。

人們一般將“文明”作為與“野蠻”相對立的人類進步狀態，並與“文化”混為一談。嚴格講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稍有區別。人類脫離動物的野蠻狀態，便萌生了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形成是以宗教信仰為核心和先導的，世界各地的考古發現都能證明這一點。文明進步的尺規卻是人類的理性思維，包括人類對自己宗教信仰的反思。文化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上說，拋開政治、經濟的層面，它至少還包括宗教、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倫理（包括民俗）這五項基本要素。這五大文化要素都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其中科學和哲學是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包括人類本身）進行理性思維的花朵；倫理學是人類對善的追求，是人類提升自身動物性和社會性的素質所必需的道德約束和生活規範；民俗則是各民族對自己文明的歷史特別是社會倫理的積澱；文學藝術則是人類對美的追求，是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母體，是人類的終極關切（UltimateConcern），是超越人類理性的非理性體驗，是人類心靈的完整狀態。科學、哲學、美學、倫理學是人類以自己的理性思維對自然和社會的反思，但這些認識除美學的最高藝術境界外，一般說來尚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對知識。只有宗教，特別是從各種具體的宗教中抽象出來的元宗教精神，則是超越時空界限的“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無限境界，是人類對絕對的宇宙本源的悟解和體認，是人類心靈最後的歸宿。

近代，《天演論》的達爾文主義思潮成為我國走向現代社會的啟蒙思想的主旋律，知識界普遍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棄舊圖新看作是社會進步的規律，高揚一種砸爛舊世界的鬥爭哲學。在這些“革命者”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舊的，舊東西必然落後時代，因而必須“革命”、破壞、砸爛，破壞得越厲害就越“革命”，保護舊傳統就是反動派。當時的一些社會精英也不乏疾呼要廢除中醫，扔掉舊典藉，廢除漢字，不讀中國書的言論，甚至不諱言要繼承秦始皇的“焚坑事業”。他們認為要“革命”就要反傳統，反傳統就要講科學，講科學就要“無神論”，要“無神論”就要反宗教。他們把宗教信仰當成封建迷信，認定宗教信仰是中國民眾愚昧落後的根子，必欲剷除而後快。因此近代學者有以哲學代替宗教，有以科學代替宗教，有以美育代替宗教，有以德育代替宗教的種種想法，結果都沒有行得通。事實上，文化的宗教、哲學、科學、美學、倫理學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類一切精神創造活動的資源，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和社會倫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來的，並在一定程度上以宗教信念為支柱才發展起來的。

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學和道學都隱含著元宗教精神，這可從老子《道德經》和孔子的《論語》中解讀出來。《道德經》講“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尊道貴德，不棄人，不棄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寵辱若驚，鬼神不傷人，祭祀不輟；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對道之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鄰，儼兮若客。這類元宗教精神體現了宗教家悲天憫人的信仰情懷。《論語》也講“祭神如神在”；“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風必變；“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歎鳳鳥不至，見獲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足見儒學亦敬天而畏天命，懷有誠惶誠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懷。

宗教是人類精神回歸的家園，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類生存的最終價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們的人類生存的權利意識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產物。無論西方或東方，元宗教精神激起並以之為支柱的社會倫理觀念和人生價值信念，皆可曆千萬年而不衰。李約瑟博士說：“科學、宗教、歷史、哲學與藝術創造是我們人類認識宇宙的五種經驗形式，如果誰對這個或那個方面缺乏認識，他就不能算是一個完美的人。”

現代西方科學和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都源於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不僅西方，東方的中國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科學和道、儒哲學皆源於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學源於原始宗教更不必說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類童年時期非理性思維活躍階段的產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劃等號的。這種巫史文化包羅在道學之中，而中國的古代科學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據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考察，中國科學就是從道學中孕育出來的。儒家的禮樂，本是巫史祭天祀祖時的宗教儀式，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為任何民族的科學和哲學的發展，必須有一批科學家和哲學家去忘我探索，這和儒生讀經求官的人生動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種價值觀和虔誠的人生信念為基石。自然界及科學技術乃至形而上的哲學真理本身並給不出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判斷，因為價值判斷乃是以人為主體抉擇的。人的主體作出價值抉擇，又須有一種信念，深信科學和哲學探索事業有價值，才肯為之忘我奮鬥作出犧牲。

在中國，這種信念歸根結蒂來源於對“道”的終極信仰。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發明創造，中國哲學史上的諸家學說，說穿了，都是古人對天地人之道的忘我追求，他們揭示道的奧秘的理性思維是建立在對道的本體存在的非理性終極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學和哲學迅猛發展，其驅動力亦來源於上帝創造的宇宙具有內在理性的信念，這信念植根於基督教特別是《舊約》創世觀的傳統，又受古希臘柏拉圖哲學的孕育。

對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學家推進科學前進的最高驅動力，牛頓和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劃時代的天才發現，也是依賴於對宇宙理性結構的信仰，依賴於要理解宇宙中一點一滴理性的渴望。科學史家W·C·丹皮爾曾在《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一書中注意到三者的關係，論述了科學、哲學、宗教之間的內在聯繫。牛頓、開普勒那代科學家獻身科學的動機來源於上帝創世的宗教信念，他們相信上帝創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運動三定律發現後不去爭發明權，而是首先給上帝寫讚美詩。日本學者佐藤進教授也認為，“哈密頓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義的基礎上產生的，而運動守恆定律是根據神的單一性原理推導出的結論。

1940年愛因斯坦在美國紐約舉行的“科學、哲學與宗教大會”上說：“有科學而無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學，有宗教而無科學則是失明的宗教”。這段話後來成了人們廣泛引用的名言，其實宗教和哲學的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三

19世紀末，中華民族由於清帝國的腐敗、封閉而至於落後挨打，痛感到開放變法和引進西方先進科學、哲學的必要。中華民族的許多有識之士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聲言要把“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請進中國，在中國重複西方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歷史使命，反對神權，掃除愚昧和迷信。

20世紀以來，對於中國大多數民眾來說，講接受西方文化不如說接受西方的啟蒙主義文化更確切一些。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鼓動下，繼之而起的否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人為消滅宗教的思潮；以科學技術和工具理性改換生態、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鬥爭和經濟活動中唯意志論的極“左”思潮，一時甚囂塵上。知識界的某些風雲人物將西方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思想奉為至寶，使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工具理性萬能的思想佔據統治地位，致使中國形成“德先生”退席，“賽先生”專制的局面。民眾對高科技能最終促進社會進步並造福人類的神話深信不疑，缺乏西方後現代主義對科學迷信的批判意識。我國思想界不少人在政教合一的儒家傳統文化氛圍中，形成的思維定勢具有對儒教之外所有宗教的排斥性，他們看不到西方社會人類生存的權利意識是基督教文明的產物。由於人們習慣於將宗教與科學當成對立物，從而以弘揚科學為旗號對人民的信仰領域進行粗暴的政治干預，製造現代迷信，這不但給社會埋下動亂的隱患，也延誤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

四

人們知道，西方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科學家曾為打破基督教神學的黑暗統治爭奪科學生存的權利而鬥爭，1600年天主教會法庭曾對布魯諾施以火刑，1633年又對伽利略進行了野蠻的宗教審判，因之西方18世紀出現反神權的思想啟蒙運動是有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馬克思早就把中國的傳統政治體制稱為“家長制的權力”，在這種家長制政體中君權政治一直擺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宗教僅是君權政治的工具，從來沒有出現西方社會那種高於君權的神權統治。中國民眾需要爭民權而抑君權，因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可謂擊中中國國情的要害。可惜當時中國的精英人物不能正確理解西方社會文藝復興時期爭人權而抑神權的文化背景，反而忽略對君權專制的警惕去模仿西方批神權求解放的目標，在思想領域盲目接受了西方啟蒙主義者對基督教中人權等價值觀的世俗化解釋。

西方文化將人和自然處於對立的位置，300多年前培根認為人類進步的標誌就是以科學的力量認識世界和征服自然界，並提出“知識即權力”的口號，促進了近300年來西方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當自然科學叩開20世紀之門時，人們普遍相信牛頓、拉瓦錫等人奠定的科學大廈已經完美無缺，以後不會再有驚人的新發現了。1900年4月27日，英國物理學家凱爾文勳爵（即威廉·湯姆遜）躇滿志地宣稱，物理學的天空已明朗潔淨了，只剩下兩朵“烏雲”，一朵“烏雲”聯繫著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另一朵“烏雲”和麥克斯韋——玻爾茲曼能量均分學說有關。然而，正是這兩朵“烏雲”在20世紀釀起了一場空前的暴風雨，誕生了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

人們知道，西方的思維方式是以形式化的邏輯體系為基石的，因之數學化便成了判定所有自然科學乃至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是否發展成熟的標準。在19世紀末，數學、邏輯工具也日益完善，亞里斯多德的演繹科學的理想近乎實現，人們期望著全部數學定理的形式化。然而，20世紀以來，哥德爾不完全定理證明在形式體系中完備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由此打破了西方追求完善的邏輯形式化體系的迷夢。在量子力學領域內，海森堡發現了測不准原理，使決定論的物理定律變為統計性的幾率描述。愛因斯坦和維特根斯坦在陷入苦惱時終於發現人類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愛因斯坦推崇直覺在科學發現中的作用，維特根斯坦認為理性限度外的東西就不要用語言去描述它。這樣，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哲學的研究進展，後現代思潮和非理性主義興起，展開了對神聖化了的脫離人文文化傳統的工具理性統治和“科學主義”的批判。

另外，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形成一種信念，認為大自然的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類可以在征服自然中獲得經濟的無限增長和盡情的物質享受，而不須向大自然支付什麼。高科技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是不可停止的，人類社會沒有增長的極限。然而“科技萬能”的工具理性固然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但也同時帶來了生態環境的破壞。這種大自然的報復終於延伸到文化層次，人成為科學技術產品的奴隸，環境污染的危機帶來人類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種社會病。因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人們的生態環境意識覺醒後，中國道學回歸自然的生態智慧受到許多西方有識之士的歡迎。

人們看到，20世紀西方社會的科學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劃時代的進步，這個進步的最有意義的特徵，就是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揭露了“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和“工具理性萬能”等思潮奴役人類的危險。這樣，20世紀與其說是科學的世紀，不如說是在科學面前恢復人的尊嚴的世紀。

更為有趣的是，20 世紀末期有關人的生命潛能和所謂“超心理學”的研究，由於同舊的科學理論範式相衝突在科學界引起一次次爭議，人們發現在這個學術領域還被一片“烏雲”籠罩著。美國等發達國家某些權威機構投資研究人體生命潛能和異常心靈效應早已不是秘密，俄羅斯宇航之父齊奧科夫斯基和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教授都支援人體科學和心靈潛能的探索。這大概並非由於他們不懂“自然辯證法”，也決非像某些出盡風頭的偽科學家含沙射影地暗示他們對科普知識的愚昧和無知！

現代科學對於宏觀的宇宙和微觀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而對於人本身，人的大腦及其精神活動，對於生命和心靈的本質卻知之甚少。這個研究領域是科學、哲學、宗教三者相互交叉的領域，古代宗教家的心靈體驗和修煉實踐需要從現代科學和哲學的角度重新審視，現代分析心理學家榮格對中國內丹學及心靈異常現象的研究成果應該得到高度評價。探索人類心身關係的新學科心靈哲學正在西方興起，生命科學將成為21世紀的帶頭學科，現代生理心理學、心身醫學、腦科學特別是認知科學將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五

然而在中國，由於我們照搬了西方的現代科學及20世紀之前的科學迷信，廣大民眾對於科技最終造福人類這種啟蒙主義者製造的神話深信不疑，而對工具理性萬能的思想會給自己帶來生態破壞等災難性的後果缺少根本的反省。

在宗教上，我國學術界一些人更是缺少睿智的反思和元宗教意識，對宗教的文化功能認識不足，仍然把宗教的全部功能都視為“鴉片”。再由於中國近代歷史上發生過鴉片戰爭，鴉片的含義不僅是麻醉劑，而是一種禍國殃民的毒品，全國人民恨之入骨。特別是我國由於長期受前蘇聯反宗教、無神論宣傳的巨大影響，多數人缺少宗教學知識，學術界也有一些人認為宗教信仰是愚昧無知，是“傻子遇到騙子”，從而把宗教同科學、哲學對立起來。近幾年某些“理論權威”繼續堅持西方文化中心論的頑固立場，散佈西方早已過時的“科學主義”、“技術主義”思潮，危言聳聽地打著“反偽科學”的幌子否定宗教學的學術研究成果。他們將道教斥為“封建迷信”，將內丹學斥為“偽科學”，將術數學斥為“精神垃圾”，迷惑了不少群眾。他們無視黨的宗教政策，其輿論導向錯誤地把宗教等同於迷信活動，認為反迷信就要反宗教。

在這方面我國曾有過歷史教訓，宗教學的研究時緊時鬆地受到批判封建迷信政治運動的衝擊。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大地泛起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到“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否定，宗教文化被斥為“封建迷信”，宗教學的研究被劃為禁區，不僅宗教界愛國人士深受其害，而且連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學者也不遑寧處。

社會實踐證明那種認定宗教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反動、落後意識形態，企圖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或做法，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和非常有害的。

六

人類文明都不能沒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例如西方人的“上帝”，中國儒家的“天”，佛教的“佛”，伊斯蘭教的“真主”乃至老子的“道”。這種一切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文化體系的支點，它在人類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

在宗教中，“道”、“上帝”、“天”、“佛”、“真主”等都是無限的本體，而對無限本體的終極信仰恰恰是元宗教精神的支柱。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之物，諸如國家、民族、聖人、領袖、科技、教派等，皆不能承擔人的終極信仰。科學的定律、學說，哲學的學派、政治學的制度，宗教學中具體的某教主、法師、教派等，都是有限之物，都只能作為理性思維和學術研究的物件，而不能作為非理性的信仰物件，否則就是迷信。一個國家或民族一旦將有限之物誤導為信仰物件，往往會產生狂熱的偏激情緒，使整個社會躁動不安，造成仇恨、壓迫、極端主義的恐怖等可怕的後果，這是人類社會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了的。

信仰不含歷史規定性及局部利益的無限本體，則可產生一種悲天憫人的信仰情懷，一種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識，從而發現人類心靈深處的良知，為社會造成一種慈善、祥和與寬容的價值觀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倫理素質和生存品質。對無限本體的信仰是宗教的根本特徵，而對有限之物的信仰則是迷信，由此可知，信仰物件的不同規定了宗教和迷信的根本界限。

“元宗教”不同于被統治階級利用的具體宗教，儘管統治集團可以把某種具體的宗教利用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和控制人心的工具，但元宗教對無限本源的信仰情懷卻是任何人都無法抹煞的。元宗教精神源於對無限本體的敬畏和信仰，是對人類“原罪”和現世罪惡的反省及人類生存理想信念的忘我追求，它超越于現世的具體宗教，但又體現在現世宗教特別是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乃至道教之中。

在歷史上，當統治階級蛻變為代表少數人的利益集團的專制政權時，都不約而同地將人民的宗教信仰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從而滋生出許多罪惡現象而貌似有理。對有限之物的迷信往往孕育極端主義的政治派別，往往滋生大量的邪教，這都是人類社會的動亂之源。試想一個國家或民族，人們缺少元宗教的敬畏和信仰情懷，沒有對罪惡的省察意識和自我良知的發現，不畏天道，不畏倫理，不畏法律，統治者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民眾僥倖行險不擇手段地謀取私利，社會必然充滿種種傷天害理的罪惡，人們會情不自禁地渴望真正宗教的拯救。

宗教和法律是相互依存的，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法律本身就有神聖的宗教含義。缺少宗教的法律失去了超越世俗權力的神聖光環，人民僅將其視為世俗權力的壓迫而感受不到“天理的伸張”。如此摒棄宗教而空談“法治”，則社會上僅有“權力崇拜”而無“法律崇拜”，法律再多也無人自覺遵守，人民的正當權利得不到神聖的保障，法律終究要失掉公正性，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去。

七

20世紀以來，一方面是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投入了教會的懷抱，另一方面是學術界一些人認為宗教是野蠻人的迷信殘留物，該由科學啟蒙思想取代它。1902年，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在題為《論神秘現象的心理學及病理學》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每個人都有一種追求“心理完整”的自然傾向的觀點。榮格發現，現代物質文明的進化無法掩飾人類內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靈特徵。他得出結論：現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惱，是由於缺乏宗教的信仰寄託所致。每個人的潛意識中，不僅蘊藏著他的個體從胎兒、幼兒到童年時期的記憶，而且還包含著他的種族發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歷程。童話、神話、幻覺、夢等表現出來的原始宗教意識是每個人本能所具有的，換言之，徹底無信仰心理的無神論者是不存在的，世界上至今也沒有發現哪個民族是有宗教免疫力的。

一個民族缺乏終極的人生價值信念是難以長久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千年興旺的秘密隱藏在宗教之中。過去，我國由於缺少實事求是的宗教學理論研究指導，學術界在宗教學的認識上缺乏高度和廣度，甚至使群眾陷入迷信有限之物的怪圈之中，從而對傳統文化的元宗教精神進行了自閹式的毀壞。中國幾千年來儒家政教合一的傳統不僅同政教分離的現代社會不相容，而且往往在宗教狂熱中摻雜進政治因素，也成為造成社會動亂的隱患。宗教問題是和民族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歷史上民眾的宗教信仰管道堵塞必然導致“邪教”叢生，“妖言”流傳，民心沸動，而宗教革命的出現往往又催發社會革命，這說明“宗教無小事”。

今天，我們要使整個社會長治久安，就應當理順黨的宗教政策並促進宗教革新以適應現代化的進程，使宗教信仰真正成為每個公民個人的私事，像江澤民同志說的那樣，“利用宗教教義、宗教教規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

八

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封建帝王將儒家的禮教奉為在傳統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使之在政統、道統、學統上具有“一本性”，即以“家國同構”的內聖外王之道建構家長制官僚政治的政體。馬克思斷言在這種政體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早在20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教授應李約瑟博士之邀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揭示了中國以儒家禮教為文化根基的家長制官僚政治的特徵。中國的官僚政治體制實際上是自秦代以來，由改朝換代應運而生的自上而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各級官僚並不代表社會成員中某一階級的利益，而是形成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官僚階級以和人民對立。

馬克斯·韋伯也敏銳地觀察到中國數千年不衰的官僚政治體制，並稱之為“家產官僚社會制度”。他說：“在中國，和西方一樣，家產官僚制是個穩定的核心，並以此為基礎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官僚制運行的‘精神’，在中國與西方，是非常不一樣的。”實際上，中國傳統家長制官僚政治“運行的精神”就是儒家的禮教，父權家產官僚制在中國是以儒家的文化傳統為根基的。

    由於儒家文化在政統、道統、學統上“家國同構”的“一本性”，因之中國數千年來不僅在政統上難逃“一治一亂的迴圈之局”，而且在道統和學統上也存在治亂相間的文化特徵。人們不難發現，“五四”時代高喊“打倒孔家店”的袞袞諸公，所依據的決非什麼西方文化的先進思想，而是始終沒有真正脫開儒家古老傳統的巢臼，確切地說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發生的“自閹式”浩劫。我們沒有利用半個世紀的歷史良機把道教的關帝信仰和儒家倫理傳播到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從而在心靈根基上加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紐帶。我們也沒有充分利用道教的媽祖信仰以鞏固中國大陸和臺灣、東南亞華人的血肉聯繫，反而以反宗教、無神論的教條去割裂這種文化紐帶，沒有認識到傳統文化本身就是我們綜合國力的基本要素。中華民族要統一和復興，首先需要民族傳統文化的統一和復興，一個民族所能得到的歷史機遇並不會很多，中華民族不應該再錯失歷史良機了。

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除了充當“家國同構”的官僚政治的思想根基之外，還奠定了對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神道設教”的傳統，使儒家的禮教呈現某種政教合一的准宗教特徵。《易·觀·彖》雲：“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中國傳統文化講“三才之道”，其中“天”並非指現代航太工程所觀察到的月球、火星上的石頭，而是指虛無空靈的精神世界，指天神、祖先神和道的本體界；“地”指客觀自然界，即現代宇宙的現象界。中國人總是在天、地、人三界的感應中尋找機遇的。然而儒家的禮教為了鞏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往往把君主美化為准教主，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美化為准宗教，並將這種教條的解釋權壟斷在君主手中，從而把人民引向信仰有限之物的邪路上去，這就是儒家“神道設教”的本質。儒家君權專制的官僚政治及其“神道設教”的傳統是中國傳統文化軀體上的毒瘤，在近100年開始的新的中華民族文化重構中正在被逐步割除。

九

在新世紀，“文化”和“傳統”問題再次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從根本上說，所謂“文化”本身都植根于“傳統”，21世紀的文化戰略必須對歷史的文化傳統進行創造性的現代化詮釋，即集中東西方各種異質的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綜合創新。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想樹大根深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否定和摧殘自己的傳統文化的。世界歷史越來越向人們揭示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文化運動規律，各民族的異質文明之間只能相互融匯，除了野蠻的種族滅絕之外，在地球上以一種文明簡單取代或扼殺另一種異質文明幾乎是辦不到的。傳統文化本身亦是一種有機的自然生態體系，遵循道家自由信仰、自由交流、自然演化之規律，違背自然急於求成的人工移植、改換、毀壞等強權手段，往往引發人性扭曲、道德敗落、社會躁動不安的惡果。開化的高級文明固然可以同化野蠻的低級文明，但吃掉對方的同時也就將對方的文化要素作為化學成分融入自己的軀體，再也無法擺脫它。一個民族更是無法將自己與生俱來的傳統文化一刀切斷或中途拋棄，無論個人是否喜歡都將個人命運同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聯繫在一起。同時，一個傳統文化被征服了的民族等於喪失了自己的根基，從此在國際舞臺上將會缺乏爭雄的生機而充當小夥計。

21世紀世界文化運動的大趨熱是“多元並存，相互融匯”，這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因此，在21世紀不是什麼“文明衝突主宰全球政治”，而是要由“文明衝突”轉向不同文明的對話和文化交流，以促進東方文明特別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匯，從而出現一種普世的文明將人類導向光明的未來。

未來的世界文明不能再繼續推銷“西方文化中心論”，因為西方文化必須重新認識古老的東方文化並從中汲取營養。儒家的禮教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因襲的重擔，但擺脫的辦法也不能全盤否定儒學再次“打倒孔家店”，而是要以解釋學的方法促進儒學現代化。“文化”是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首先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詮釋和綜合創新著手。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須有所破，立就是要創造性地詮釋道家文化並汲取東西方各種異質文化的精華，創立有時代精神的新道學，破就是要揚棄儒學中的封建宗法觀念，化腐朽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進取精神融入新道學之中。由道學文化出發，我們不難看到世界文化的曙光，道學是參天地、贊化育、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學問，創立新道學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潮流中審時度勢，應變自強唯一可行的21世紀文化戰略。